宋书（梁沈约 · 二十四史）第194页
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
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
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
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
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
后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
元嘉八年，卒。
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
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
家贫，起为临津令。
高祖领征南将军，补府主簿。
从征长安，以公事免，还都。
因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
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
少帝即位，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
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
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
太祖即位，出为临川内史，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父忧去职。
服阕，复为左卫，领太子中庶子。
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
十二年，迁侍中，中庶子如故。
寻改领游击将军。
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
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
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
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
尚之甚不平。
湛诛，迁吏部尚书。
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
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
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
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
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
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
又领建平王师，乃徙中书令，中护军。
二十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
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
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
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之又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
舆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
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
若值汲黯、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
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
亦优诏纳之。
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
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
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
求之管浅，犹有未譬。
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
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
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
泉布废兴，囗囗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民泣于市。
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
烦政曲杂，致远常泥。
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
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
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
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
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
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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