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梁沈约 · 二十四史）第69页
喜答曰：“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
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
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
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
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刘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袷乃祭，如先朝旧仪。”
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
宣答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
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
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礼也。
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
宜思其变，别筑一室，亲未尽则禘袷，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
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
博士张凭议：“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毁之主。
凭案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
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可无疑矣。”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将殷祭，诏博议迁毁之礼。
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
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没，理可推矣。
宜从范宣之言，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
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歆率土之祭。
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
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绝也。”
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
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
祠部郎臧焘议：“四府君之主，享祀礼废，则亦神所不依。
宜同虞主之瘗埋矣。”
时高祖辅晋，与大司马议同。
须后殷祀行事改制。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约，思与率土，致力备礼。
又太祖虚位，明堂未建。
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
便可详议。”
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
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
谓仍旧为安。
武皇帝建庙，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东向之位也。
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
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
盖谓支胤授位，则亲近必复。
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尔。
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
虽禘袷犹弗及。
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
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
明堂圆方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
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
周公宗祀文王，汉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
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
按《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
《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
若上帝者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与天帝，虽天人之通谓，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诸侯不可言大君也。
书无全证，而义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纪之间，兴废迭用矣。”
侍中车胤议同。
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
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
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知弘本顺民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
中书令王珉意与胤同。
太常孔汪议：“太始开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诚以世数尚近，可得飨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
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
推此知既毁之后，则殷禘所绝矣。”
吏部郎王忱议：“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居反旧，然后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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